文/完颜亮

邓小平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几十年时间里，发现、培养和使用了大批领导干部，也保护和重用了许多科学技术人才，并且在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组织路线基础上，形成了他正确的用人观。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及此后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涌现，科技人才辈出，都与邓小平实行正确的用人观分不开。可以说，知人善任是邓小平一生工作重大特点之一，也是他的重大功绩。

“关键在人”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对此，邓小平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有极深的体会。邓小平曾用四个字来概括这条真理：“关键在人”。

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对于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尤为重视。而且，务实的邓小平，抓住了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根本点和关键处，即：使用干部，并且，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干部是人，干部队伍由一个一个人所组成的，使用干部就是用人，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正确不正确，执行得好不好，归根结底在于用人是否对头、得当。而正确用人的前提是“识人”，他把使用干部又具体落实到识人、选人、用人、培养人上。因此，邓小平的“关键在人”四个字概括，抓住了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根本点，是邓小平在长期领导经验基础上认识到的最朴实、实在的真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邓小平即把解决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问题作为重大问题多次加以强调，而他在谈这个问题时，总是直击主题，明确点到用人问题上。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到了那著名的四个字：“关键在人”。他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是什么原因使邓小平认识到用人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呢？是王洪文1975年说的一句话。1975年2月，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关于“邓小平主管外交，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的建议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中央日常工作原来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明显是对王的不信任，他“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动摇。王洪文个人自然敏锐感觉到了这一点。但王洪文从另外一角度——年龄上进行分析后，却依然信心满满。他在上海私下同他的几个亲信小兄弟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刚40岁，而邓小平已经是71岁高龄。毛泽东、周恩来的年纪比邓小平大，而且已经都得了重病，其他同代领导人年纪大多数比邓小平要大，略小一点儿的也与邓小平年纪差不多。王洪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讲了那句等于“下战书”的话。而这个“战书”也确实极为厉害：十年后，已经病重的毛泽东、周恩来不会在世，其他与毛、周同龄的中央领导人也到了九十多岁，邓小平在那一代领导人中算是年纪偏小一些的，也要超过八十多岁。到了那个时候，王洪文刚刚五十岁。“四人帮”培植的靠造反起家的人，也与王洪文年纪差不多，而且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已经进入中央委员会。到那个时候，王洪文他们年富力强的人，面对八九十岁，已经不能工作甚至不能动弹的老干部，搞“秋后算账”，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将易如反掌。

王洪文这句话，传到邓小平耳朵里，深深刺激了邓小平。他马上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把王洪文这句话转告他们，并且直截了当谈了自己的看法：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邓小平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邓小平的提醒，引起了李先念等老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赞成邓小平所谈的看法。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四人帮”问题还不能解决，他们还在台上。老干部们只能将王洪文这句话深深记在脑子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一再讲起这件事，说：“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邓小平没有忘记王洪文这句话，是因为这句话点到了要害问题：今后由谁来接班。邓小平认为，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潜在威胁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讲到培养接班人问题时，又提到王洪文说过的那句话。他说：“十年后，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在座的老同志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上来接班。”

接班人的问题，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随着王洪文的那道“战书”，摆上了邓小平的重要议事日程。他是从党的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他说：“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要注意发现人才”

选拔干部，正确用人，前提是“知人”，即了解干部，邓小平把它概括为“要注意发现人才”。早在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就说：“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1979年邓小平又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标志之一。”

常言说，用人难知人更难。怎么“知人”即发现人才？邓小平根据我们党的经验和现实情况，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时，又强调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邓小平提出，知人，关键看干部是否德才兼备、红专统一。干部的德，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对于干部的“才”，邓小平强调：“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他从关于“红”与“专”即德与才相统一的关系说：“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现在的事情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我们相当一个时期常搬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其实我们真正好好研究一下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还是红与专的统一。在座的好多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同志，哪一个不专于军事？你不懂打仗就不行。当然，打仗有多种手段，包括后勤，搞后勤也是为了打仗。那个时候，红与专是统一的，也比较容易统一。现在就不同了，搞建设，行业非常多，每一项都需要有专门知识，还要不断增加新知识。”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干部本身来说，“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说，“现在国际国内普遍都感觉到我们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到处靠开会画圈过日子，许多问题一个电话就可解决的，拖到半年解决不了。这样还搞什么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办法是什么？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

◆1980年7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二汽。

邓小平曾表扬善于“知人”、推荐“又红又专”者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1980年，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退居二线，推荐李鹏接任，邓小平赞扬他是“开明派”，号召老干部向他学习。而邓小平本人在“知人”，即发现人才方面，更是目光独到，做出了典范。后来在实践中被证明，党和国家优秀领导干部的许多人，是邓小平发现并且向中央推荐的。他向中央推荐起用王兆国就是他善于知人的一个例子。1980年7月，邓小平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陪同，从武汉坐火车到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火车驶入十堰市。二汽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正夏、副厂长王兆国以及当时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等到火车站迎接邓小平。在前往二汽的汽车上，黄正夏厂长指着坐在旁边的王兆国，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提拔起来的副厂长王兆国同志，是总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之一。他38岁，毕业于哈军工，在读大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分配到二汽后，做过技术员、总厂团委书记、总厂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到车厢厂任党委第一书记很快就使该厂的面貌有了改观。邓小平一边听一边侧目看着身边这个年轻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从此，王兆国印在了邓小平脑海里，认定他是讲政治、有能力、有学问的年轻干部。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多次强调加快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并多次讲到王兆国。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王兆国很快调到中央来工作，后来历任中央领导职务。邓小平曾用他发现并起用王兆国来讲我们国家有人才，要善于发现的道理。198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会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说：“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邓小平发现和使用王兆国，并且多次讲这件事，是为了提拔大批年轻干部，他由此事做起，积极提倡，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邓小平了解并大胆使用张爱萍，也是他知人的一个例子。张爱萍是解放军中很有个性的将军。邓小平曾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爱萍说：“你，张爱萍和我一样，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张爱萍后来多次说，就凭小平这句话，说明他对我是了解的。1975年，邓小平推荐张爱萍抓“两弹一星”，并鼓励他说，不要怕，放开手干。在邓小平支持下，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有了极大发展。80年代，邓小平再次推荐张爱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工作，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后又让张兼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抓核工业时，中央内部有意见分歧，有人还对张爱萍有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曾专门找张爱萍谈过一次话。一见面，邓小平就对张说：“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张说：“与我有关的我都是到会的。至于他们谈农业、体育，不归我管，我又不懂，去陪会，我看没有意思。”邓小平微笑道：“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哩。爱萍，你，就是一个！要注意咧。”邓小平提醒张要注意，但对他的工作则大力支持，使张能够在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核科技工业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张爱萍生前经常提到，邓小平是了解他的，对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和立场是支持的、鼓励的，而对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是宽容的，甚至多少还是赞许的。和他自己一样，邓不是个喜欢计较小事的人，看人、用人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气度。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与数学家陈景润握手。

邓小平对陈景润的认识和评价，是他善于识别科技人才的一个例子。陈景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如痴如醉地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正当他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成了专政的对象。他从“专政队”出来后，躲在仅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宿舍里，抱病偷偷地搞研究。简陋的床板就是他的写字台。借着昏暗的光线，他贪婪的阅读、思考，不停地演算，大大简化和改进了原来的证明，使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研究结果在国外被誉为“陈氏定理”。但在国内，他却被诬为“白专”典型。1975年邓小平复出。面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压制、迫害的状况，他很激愤，决心加以纠正和扭转。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汇报时，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他认定陈是一个难得的科技人才，对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肯定，鲜明地提出，陈景润秘密从事数学尖端课题研究而被诬为“白专”是极为错误的，像陈景润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了。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之后，陈景润成了邓小平的重点保护对象。邓小平亲自过问陈景润的问题。为了使陈景润摆脱困境，能够有一个较好的研究环境，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要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讲话。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央领导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1978年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像陈景润这样在“文革”中坚持搞科研的科技人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还提出，自己要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陈景润与千千万万个科技人员一样，有幸感受到了邓小平这位“后勤部长”直接、细致入微的关怀。邓小平提出，陈景润应该破格提拔为一级研究员，并亲自接见陈景润，与他促膝交谈，成为陈景润最为敬仰和信任的朋友。陈景润后来有什么困难，都毫无顾忌地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邓小平每次都是有求必应。陈景润的科研任务很重，却没有助手，邓小平指示，给陈景润破格配备一名秘书。80年代初，陈景润结婚后，妻子由昆仍在武汉工作，两地分居。由昆来京生孩子时，一家三口与保姆挤住在一套很小的两居室里，居住环境很差。1983年，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做了批示。一周之内，陈景润一家搬进了新的住所。又过了一周，由昆的工作从武汉调进北京。邓小平对科学家陈景润的认识、评价，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他不仅善于了解党政领导干部，也善于了解科技人才。

善于用人

“知人”的目的，是善于用人，即正确使用人才。邓小平在这方面也堪称典范。1979年11月 ，邓小平在谈到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时讲过这样一段话：“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有人说他们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这段话体现了邓小平的用人观：选得好，选得准，大胆使用，大胆提到领导岗位上来。

◆1992年，邓小平与万里在一起。

邓小平任用万里，是他善于用人的典型例子。早在战争年代，万里就是邓小平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万里先后在建设委员会、城建部、北京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仍然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邓小平对万里非常了解，总是在恰当时候将万里安排在恰当领导岗位上，而万里也确实在这些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下，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且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邓小平搞整顿，第一件事就是整改和恢复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系统。当时，在“文革”破坏下，铁路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整个运输系统混乱不堪。铁路系统的混乱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转不畅。为了迅速整顿铁路，邓小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让他解决当时比较棘手的铁路问题。万里果然不负使命，他亲赴徐州，首先整顿最乱的徐州铁路局，不到10天，就把徐州盘根错节的派性问题顺利解决，平息了一系列恶性事件。之后，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全国铁路运行开始畅通无阻，因此，“安全正点万里行”这句话在民众中广泛流传。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这年6月，中央原本任命万里去湖北省委担任第一书记。万里去邓小平处辞行，邓小平让他晚走几天。接着，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让万里去安徽省委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改任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是让他去那里解决老大难问题。当时，安徽全省287238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全省25%的人年收入在40元以下。万里到任不到半年，就推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共有6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给生产队与农民(当时的称呼是“社员”)减负，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农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正是在万里的推动下，安徽在全国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当年粮食获得丰收。邓小平支持万里的农村“新政”，他在出访巴基斯坦途中经过四川省时，特地向四川省主要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省委的“六条”新政，后来四川省仿效安徽也拟订了农村改革的“十二条”。安徽与四川两个农业大省东西呼应，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

任用刘华清，也是邓小平善于使用干部的例子。解放战争时期，刘华清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名旅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刘华清到苏联学习了四年海军和国防工业，回国后，较长时间在海军工作。他党性强，终身坚持人民军队宗旨，军事业务能力强。1977年，在邓小平推荐下，刘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2年任海军司令员，1987年任军委副秘书长，1988年任军委委员。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积极向党中央推荐刘华清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出任军委副主席后，坚决贯彻执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用邓小平理论武装人民军队，从难从严训练部队，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实践证明，邓小平选贤举能，推荐这个副主席是非常正确的。

◆邓小平和荣毅仁。

邓小平还善于使用并大胆提拔党外人士。他对荣毅仁的推荐和任用就是一例。1979年1月邓小平邀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业者谈话，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们来，就是要请各位出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你们可以发挥自己业务专长了。”他知道荣毅仁熟谙市场经济规律，对西方生意经了如指掌，众多亲友又在海外经营企业，在引进外资方面具有独特的才能和很大的优势，对荣毅仁说：“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邓小平的信任使荣毅仁十分激动，当场接受了小平同志的建议，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亲自挂帅，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公司成立后，吸收外资，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